“有人晕倒了!快来人!有没有医生!”
5月11日上午10点半左右,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77号院的一处核酸检测点位上,众多居民正在有条不紊地排队。突然,一位老大爷倒在地上,身体抽搐,口中还不断吐出异物。
正在采样的“大白”张茜听到“有没有医生”这句话,立马脱掉一层橡胶手套、全身消毒之后,跑了出来,一边对老人进行救助,一边监测老人脉搏。“当时老人口中一直有异物,如果不及时清理会引起窒息,就很危险。”张茜回忆,自己当时把手指伸到老人口中,以保证老人可以呼吸。值得庆幸的是,在张茜专业、及时的救助下,120急救车到达现场时,老人已恢复了意识,还可以在搀扶中站起来。
张茜是海淀区中关村三小的一名校医,5月4日起下沉到万泉河77号院社区负责核酸检测采样。救人之后,简单处理了被咬伤的手指,张茜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校医“大白”挺身而出救人的故事在不少人的朋友圈流传开来,引来众人点赞。张茜却说,自己只是做了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都会做的事。
[对话]
听到“有没有医生”,本能地冲了过去
新京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张茜:5月11日那天,跟平常一样,我们正在给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排队的人很多,从我的窗口看过去已经看不到队尾了。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在喊,“有人晕倒了!快来人!有没有医生!”我听到后第一感觉就是出事了,本能反应就是马上冲过去。
但我穿着半污染的防护服、手上戴着两层手套,赶紧脱掉一层手套,然后全身消毒之后,再过去。
后来就看到有一个老人躺在队伍后面,大声喊他也没有回应,可能已经没有意识了。但是他嘴里一直在吐异物,身体也很僵硬,一直抽搐,是很典型的癫痫发作的症状。
后来才知道,老人有癫痫史,但很久没发作了,他身上也没带药。
新京报:为什么听到“有没有医生”就感觉出事了?之前有类似的经历吗?
张茜:我觉得这是医务工作者的一种本能吧。听到“有没有医生”就会看一看,哪怕是大街上有人躺倒了,也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我和先生都是医务工作者。有一年我们在火车上也遇到了紧急情况。一个小姑娘的手指在火车车厢的连接处卡住了,有人在喊“xx车厢有没有医生”。我跟先生还有很多医生都第一时间跑过去看。特别庆幸的是我先生包里有无菌纱布,列车上也有一些消毒用品。
新京报:听说你在救助的过程中,手指受伤了?
张茜:癫痫发作最怕的就是口中的分泌物和异物导致窒息,所以我就想要让他恢复通气。把他的头侧放,防止误吸。作为专业人员,我肯定不会盲目救人,但手边没有专业的工具,我就用了手指,从他最后一个磨牙后面进入,还是有一些空间的,让他能通气,慢慢地他就恢复了意识。
手指现在也没什么大问题,那个时候也顾不上手指疼。当时也有人给我递了一个啤酒瓶起子,但我要是用了起子,老人可能人救回来了,但牙齿会受影响。
万幸的是救助及时,120来的时候,老人也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们搀扶着他也能站起来了,也没有什么二次损伤。
凌晨5点半起床,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支援核酸检测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当“大白”吗?
张茜:这是我第一次下沉社区当“大白”,从5月4日开始在万泉河77号院支援。
之前都是在学校做核酸检测。学校线下停课的时候就负责给留守的教职工做核酸检测,有学生的时候就给学生做核酸检测,然后负责学校有关防疫的一些事务,比如晨午检之类。
新京报:为什么想下沉社区参与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张茜:其实是整个海淀教育口的校医基本都在下沉。海淀学区征求学校意见、学校征求校医意见。我觉得我们既然会采核酸,肯定要全力以赴。不只是我,我们学校几个校区的校医都在下沉支援社区。
新冠疫情中,我的朋友、同学甚至家人,都有去武汉支援的。相较于他们,我只是在家门口做一点事情,真的不算什么。
新京报:你一天的工作安排是什么样的?
张茜:我们这几天要求是每天7点20分到社区。因为我家住丰台,支援的社区在海淀,从东南到西北,距离比较远。所以我早上一般5点半起床,然后收拾孩子、吃口早饭,6点20分出门,基本上1个小时就能到。
7点20分到了之后要开始穿防护服、布置现场。因为小区地方很狭窄,志愿者得每天拉警戒线,早上布置好、检测结束再收了,就跟“出摊”一样。物资有限,人也有限,防护服穿上轻易不脱。因为不喝水,也不怎么上厕所。不过老不喝水也不好,这两天嗓子一直是疼痛的状态。
中途可能会换一次人,或者不换人,一直到下午1点核酸检测结束。
新京报:这次下沉社区采样,有什么感触?
张茜:我们在社区这几天感触很深。新冠疫情从2020年到现在也有两年了,我只是短暂地在这里支援,但社区的工作者一直在这里,他们没有医学背景,但一直在坚持着跟新冠疫情“打仗”,安排核酸检测、入户登记信息等等,都是他们在做。
社区的工作人员很少,不少都是志愿者和热心群众。就拿我这个点位来说,很多热心群众年纪都不小,基本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他们的辛苦,远比我要多得多。
其实每个岗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很重要。有些岗位看着简单但想干好却不简单。
为“和平鸽”们做保障,“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新京报:你做校医多久了?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张茜:2014年我从医院转到了中关村三小工作,到现在已经8年了。从2020年开始,几乎学校所有有关疫情的工作我都参与了。其实每个学校的校医工作内容都差不多,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有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
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点是学校把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教学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家长们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视。作为校医,可能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我会尽我所能。
孩子在小学就待六年,但健康是会陪伴孩子一辈子的。我特别希望等我老了的时候,能有学生跟我说,“我良好的健康习惯都是在小学养成的。”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新京报:中关村三小学生参与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演出,你也参与了保障工作?
张茜:是的。我们学校有几十名同学是开幕式上的“和平鸽”,在开幕式前孩子们要闭环管理。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有校医参与闭环。我家里虽然也有两个孩子,但我觉得只要有需要我就上,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军校读的,对我来说“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参与保障,事情很琐碎。有的孩子咳嗽感冒之类,我们要盯着,年纪小的就直接抱在怀里喂药。闭环管理期间,我们给孩子录视频发给家长,让爸爸妈妈安心。有一个孩子不小心扭了脚,骨头没事儿但也需要休养。我们每天都给她擦药、换药,做康复训练,同时也得制动。虽然不能参与排练,但也不能一个人待着,老师们轮流背着她去各种地方。后来在大排练的时候,她已经恢复得特别好,又回到了队伍中。
新京报:家人和同事、学生知道你救人的事情,是什么反应?
张茜:我先生转发了我救人的消息,很多朋友、同事都在点赞,昨天晚上一会儿就有三百多个点赞。教委的领导也私信夸我。我们学校还专门制作了宣传海报,很多老师都在转发。
有个小朋友特别好,给我发微信说“老师你太厉害了,我看见你的新闻了。”我还蛮感动的,因为他平时大大咧咧,没想到还挺暖心,我就回他,“那是,当你的老师必须得牛啊。”
说实话我很开心,但我更开心的是这种正能量能让更多的人看见,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手。
别看我的两根手指受伤了,但是伤两根手指能换一条命,值!
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校医